赞古越龙山
绍兴酒·坊单·商道
傅建伟
走进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黄酒博物馆，有一个物的活化石，历史的见证者，以它的阅历，平和、恬静的坐落在馆的一角。惯阅沧桑及人间岁月之变迁，它就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黄酒界年纪最大的长者，中国历史最久的黄酒企业沈永和酒厂1928年生产的黄酒（一坛约45公斤重），由于此酒极稀罕，是绝品，故其文物的价值早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。2003年，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将此酒在上海城隍庙展出，其保险值就超过了二百万元，这些当然与本文无关。本文所想记录的是它的坊单和坊单中折射的古代商道。
在绍兴酒生产过程中，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：那就是在每坛酒泥封前，要将此酒的配方、生产时间、酿坊历史、品种、酿法、坊主姓名、酿坊牌号、盖印后的注册商标等物品用桃花纸包好，放置酒坛的灯盏头上，并覆上荷叶，再用泥头封住，以供届时甄别真伪，此即绍兴酒坊单。其间的商标意识、防伪意识、商道等等就不喻而明了。
我们可以详细阅读一下沈永和酒厂1928年的坊单，全文如下：
浙江绍兴自汤、马（即兴建绍兴水利工程三江闸的汤绍恩和建造鉴湖的马臻）二先贤续大禹未竟之功，建堤、塘、堰、坝，壅海水在三江大闸之外，导青甸、鉴湖于五湖三经以内，用斯水而酿黄酒，世称独步，实赖水利之功。近今酒税，绍兴独重，比较别区，数逾五倍。有避重税之酿商，迁酿坊于苏属，仿造绍酒，充盈于市。质式与绍酿无异，惟饮后常渴，由于水利非宜。更有唯利是图之售商，仿绍则利重，售绍酿则利轻，每使陶、李（陶即陶渊明，李即李白）之雅士有难购真货之势。本坊章鸿记，在绍兴阮社，自清初创始坊址（即清康熙三年，1664年）逐渐扩充酿缸，随时增设陈酒，按年贮存。世业于世，未便更易。明知利薄，欲罢不能。幸承京津各埠大商，暨东西各国侨商，不计重税，委为定酿，预订远年，直觉争先恐后。本主人惟有自加勉励，将向售之远年花雕、真陈善酿、加料京装、竹青陈酒精益求精，以副雅望。恐被仿冒不明，坛外特盖用月泉小印泥盖，内并封入此单，务请大雅君子购时认明，庶不致误。本坊章鸿记主人谨述。
每每复读此单，总会被先人的诚实、信义利之商道所感动，也会被他们超前的广告、商标意识所折服。我们不妨稍加分析，便知一二。
1. 诚实。如实告知消费者（“大雅君子”），我酒之好缘于鉴湖之水，此即应了清代大文人梁章钜先生在《浪迹续谈》之语：“盖山阴、会稽之间，水最宜酒，易地则不能为良，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，而水即不同，味即远逊。”而鉴湖之水，非一日之功。曾经汤、马数十代人的努力，方建成了如此利民工程。建此浩大工程，费用必巨，“近今酒税，绍兴独重。比较别区，数逾五倍”，并且明告“本坊章鸿记，在绍兴阮社，自清初创始坊址（厂址、历史直告消费者，可谓实矣）。逐渐扩充酿缸（绝无虚言夸大之意），随时增设陈酒（表明陈酒是年积月累，货真也！），按年贮存（可甄别之！）。世业于世，未便更易（从创业至今，自始至终，该经营目标及理念不变也！）。明知利薄，欲罢不能（委实可信也！）”。故此我酒之价由于货实，税重，与仿造酒之价不能同日而语。明人明言，实话实说，使人感觉坦荡、诚实。
2. 忠告。绍兴本地酿制的与仿绍酒，“质式与绍酿无异，惟饮后常渴”（提供了简易的鉴别之法），本质是不同的。“更有唯利是图之售商，售绍酿则利轻，仿绍则利重。每使陶、李之雅士有难购真货之势”。直白指责重利轻信，见利忘义之商人，忠告消费者要常怀“防人之心”，谨防假冒。
3. 褒奖。尽管有不少不公正、不公平的、无序的市场竞争，但正直之商、正义之人，识货之主，和大商巨贾及侨商们还是大有人在。“幸承京、津各埠大商，暨东西各国侨商、不计重税，委为定酿，予定远年，直觉争先恐后。”销售形势一片大好。面对众多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如此厚爱，“本主人惟有自加勉励，将向售之远年、花雕、真陈善酿、加料京装、竹青陈酒（可谓品种众多！）精益求精，以副雅望。”按现代理解，即：厂商之间为战略合作伙伴，优势互补，建立共赢机制，货真价实，薄利多销，拓宽渠道，打造百年企业，可谓精明之举也！
4. 广告。正因为有上述之况，故“恐被仿冒不明，坛外特盖月泉小印（即商标也！）泥盖，内并封入此单，务请大雅君子（消费者）购时认明，庶不致误”，广而告之。商道之风，磊落分明，明告之举，精明致实。
5. 商标。不光将有关该说、该告、该劝、该褒、该贬的事都说明了，“内并封此单”。还“坛外特盖用月泉小印泥盖”，将商标名为月泉。印盖何处，道得如此之明，酒坛泥封开启时，取坊单一对照，真伪便明，可谓一绝！
咬文嚼字，细细品味绍兴酒中坊单之含义，愈觉先人之聪明、精明和高明，能成此者，自忖惟有绍兴酒之故可介，不知对否，敬请读者斧正！
黄酒·儒家文化
傅建伟
“中庸”:黄酒之格
中庸曰：“中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儒家把“中”与“和”联系在一起，主张“和为贵”、“普通的和谐” 。中庸之道即中正不偏、经常可行之道。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原则，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方法，中庸之道无处不在，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。黄酒以“柔和温润”著称，恰与中庸调和的儒家思想相吻合。黄酒集甜、酸、苦、辛、鲜、涩六味于一体，自然融合形成不同寻常之“格”，独树一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“六味”中，任何稍稍偏侼某一味，往往腻口发渴，或辛辣粗糙，或淡口无味或体中满闷……留给人们美中不足之憾。而黄酒“中和”得恰到好处，走而不守，酸甜苦辣犹如品味人生，妙不可言！黄酒何以融“六味”于一体而中正不偏、天衣无缝，是自然造化，还是仅凭“酒头脑”那炉火纯青的酿酒技巧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，我们无需寻根问底。事实上，黄酒“中和”而蕴含的刚柔相济之品格，的确是其他酒种没有的。白酒少鲜，辛辣冲口，温和欠缺；啤酒多苦，爽口有余，厚重不足；葡萄酒偏涩，涩而挂味，刚劲不够，而黄酒兼备协调、醇正、柔和、幽雅、爽口的综合风格，恰如国人“中庸”之秉性，深得人们青睐，被誉为“国粹”也就为之不过了。
黄酒之“和谐”，对今日我们倡导“构建和谐社会”也是相符的。目前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，造成“自然和谐”的破坏，“人和自然和谐”的失调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；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，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，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，整个社会生产面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，这就需要我们创建一个祥和安定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儒家“和为贵”、“普遍的和谐”与黄酒 “中和”之理念，不也给予了现代意义“和谐” 一个解释、发挥和想象的空间？
“仁义”:黄酒之礼
“仁”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。子曰：“仁者，爱人。”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其中“仁”是目标，“克己”而使“礼”得到遵守和恢复是实践途径。孟子则经常以“仁义”并重。“仁”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，是在尊重、关怀他人的基础上，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关怀。黄酒是一种物质，它自古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酒，就也，所以就人性之善恶。”酒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东西，可使人为善，也可使人为恶。酒虽有利有弊，但适度把握，裨益颇多。酒的功能有三，一可解除疲劳，恢复体力，二可药用治病，滋补健身，三可成礼。黄酒承载着释放人们精神、惠泽健康、表达情感、体现爱心的作用，这与儒家崇尚“仁义”，主张“天地人合一”的精神境界，提倡友善、爱护是息息相通的。自古以来，酒是情感的“催化剂”。书圣王羲之以酒会友，与谢安、孙绰等文人雅士在兰亭修禊，曲水流觞，畅叙友情，留下千古之作《兰亭集序》；唐王维以酒送友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；苏轼送穆父出守越州，“我恨今犹在泥滓，劝君莫棹酒船回”，挚爱之情溢于言表；鲁迅先生以酒悼友，深深怀念知友范爱农，“把酒论当世，先生小酒人。大圜犹茗艼 ，微醉自沉沦。”陆游以酒寄情，“红酥手，黄縢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……错、错、错……”经过千百年的洗礼、沉淀，酒礼约定俗成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行为规范，渗透到政治制度、伦理道德、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，扎根形成了古朴厚重、生生不息的酒俗文化。
“忠孝”:黄酒之德
子曰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孔子认为，忠乃表现于人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。孟子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，孝不仅限于赡养父母，而且应着重尊重父母和长辈。孟子更是主张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儒家这些“忠孝”思想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明，也是中华美德的一部分。黄酒生性温和、醇厚绵长，在漫漫中国酒文化长河中，黄酒以其独有的“温和”受国人称道，黄酒的文化习俗始终以“敬老爱友、古朴厚道”为主题，这与儒家所追求的“忠孝”精神一脉相承。其一，黄酒本身性温，饮黄酒忌狂饮滥喝，“唯酒无量，不及乱”，唯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咪，方可品味出所以然来。其二，黄酒特别是绍兴黄酒千年不衰，闻名遐迩，与绍兴当地酿酒人忠诚经营，世代相传，无一怠慢息息相关。其三，酒乡习俗，古雅厚朴，敬老爱幼之风盛行。在黄酒之乡绍兴，孩子满月要喝“剃头酒”；孩子长到一周岁时，父母要为其办酒席，称“得周酒”。寿酒更是风行。绍兴人认为，人生逢十为寿，均要办寿酒，另外，人归西要办“白事酒”，死者的生日和死日还要设酒致祭，俗称“做祭日”，以示对逝者的怀念。
“治国”:黄酒之魂
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……”儒家强调修身，主张人们应该以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努力方向，要有为社会大众贡献才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怕艰难险阻、坚忍不拔、百折不挠、一往无前的顽强意志和精神。儒家思想探求者砥砺奋发、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，从黄酒得以见证，借黄酒得以升华。2500年前，越王句践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投醪劳师，一举灭吴，报仇雪耻。在称霸中原后，句践置酒文台，举酒庆功。“鉴湖女侠”秋瑾把酒拔剑，“吾辈爱自由，勉励自由一杯酒”，与黑暗势力决斗，不愧为一代女中豪杰。徐渭才华横溢，倔强不驯，不畏权贵，杯不离手，醉中作画，留下不朽之作。与徐渭一样，当时绍兴一大批文人进入官府，担当了幕吏（师爷）角色，他们作为儒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抱负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。他们有智有谋，办事果断，处事方圆，刚柔相济，如同黄酒之秉性，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，去趋炎附势、为虎作伥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和则用，不和则去，不被任用还可以退身田园，设坛施教，也足以谋生。儒家文化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魄，兼容并包的胸襟，克己成人的美德，忍辱载道的修为，这些品质在绍兴文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正如清代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赞美：“绍兴酒如清官廉吏，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;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，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。”袁老夫子把黄酒比作廉吏，不仅是对黄酒的由衷赞叹，更是对黄酒之魂的精辟提炼。
